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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带着对商会经验调查的目的前往温州时，却意外地发现，当下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竟是：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先行者也有先行者的烦恼，这一次，温州商会站在了转型的十字路口。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沉寂数十年的温州商会再度复苏，1988年先后出现包括温州市食品工商企业同业公会和温州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等现代商会、温州市三资联谊会，到当下，温州商会的现代历史不过近20年的时间，却已多次迎来了外埠的参观考察、媒体的追捧。
据统计，截至2006年10月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商会（协会）400余个，其中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25个；而温州市工商联下属的行业商会有71个，其中市级行业商会28个。
从纯粹的民间性、自治性而言，温州市工商联下属的行业商会进入了记者的采访视线。然而当我们同样带着对商会经验调查的目的前往温州时，却意外地发现，当下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竟是：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来自温州市工商联的一份调查（以下简称“调查”）显示，认为行业商会“没有任何困难”的商会仅占10．5％。
“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更加不能代表将来，温州商会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60多岁的温州市纺织品商会秘书长戴其安和记者对话的语气略显沉重。尽管在他的办公桌旁，挂着数块象征纺织品商会荣誉的牌匾：“市级示范单位”、“先进社会团体”、“规范化行业协（商）会”……
温州市眼镜商会副秘书长杨须迈同样困惑，反倾销、行业自律、信息服务……在现有条件下，种种商会能提供的服务已在近20年的实践过程中一一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州的商会已经触到了服务职能的天花板，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服务职能的天花板？
现代温州商会是伴随着当地民营经济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这个自主、自治，民间组织就被烙上了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标记。从某种程度而言，商会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为会员企业服务。温州市服装商会的诞生也是如此。
1994年前后，温州服装已经进入到恶性竞争的阶段，满街都是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服装、七八十块钱的西服、一扯就破的衣服以及无人知晓的品牌。
“大河有水小河涨。”温州市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回忆，为了树立温州服装的整体形象，避免恶性竞争，带领温州的服装企业走出困境。最后，在一栋灰砖木地板，楼梯咯咯作响的二层小楼里，服装商会就此诞生。
“商会的宗旨就是服务企业，要服务就必须服务到位。”汪加福至今仍坚持他的观点，不过现在的服装商会却有些力不从心。
2003年，服装商会筹备设计研发中心，对于这个投入大、收益小的工程，商会没有找会员筹资，而是从商会账户中拿出了几乎全部的资产———300多万元进行投入。然而，事情却远非事先估算得那么简单，“300多万元一下子就没有了，研发中心还没有建立起来。”汪加福回忆。
由于设计研发中心短时间内无法收到效益，因此众多会员企业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欲望，眼见商会入不敷出，最后只有将中心整体移交给温州大学服装学院，有心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不了了之。
实际上，像服装商会这样，由于职能受限、经费困难等原因难以进一步履行服务职能；又或者有心履行服务职能，却难以被企业所接受的尴尬事实在温州商会中间也不少见。
缺乏服务手段
温州商会已经触到了服务职能的天花板吗？
显然，缺乏服务的手段才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尴尬。
“作为一个行业商会，却无法掌握整个行业的真实情况，你说这是不是笑话？”杨须迈反问记者。
多年以前，眼镜商会就想着手做一个彻底的行业调查，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屡屡碰壁。“温州市有1000多家眼镜企业，入会的只有不到600多家，其他400多家企业的资料我们去哪里找？”杨须迈说。一般企业申报要去工商局登记备案，但是工商局并没有提供详细资料的义务，因此至今眼镜商会还没有掌握全行业的相关数据。
尽管1999年4月15日，温州市政府发布的《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行业协（商）会的16项职能，其中就包括“进行行业统计调查，收集发布行业信息。”然而在杨须迈看来，在现有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调查显示，行业商会认为目前面临的困难中，“政府有关部门授权不充分或工作不支持”的，占47．4％，排在众多困难的第二位。
“民间商会纯属自我服务，但是没有独立运行的机制，很多服务项目，比如行业调查、执业资格评审、行业之间的信用评议等都跳不出政府职能部门的框架，他们不转移职能，我们就没有服务手段，企业也不会理睬。”戴其安说。
戴所在的纺织品商会也曾试图做行业调查，结果同样以失败告终。他告诉记者，其实在上述《办法》中，曾经提到行业协（商）会“对本行业新办企业申报，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进行前期咨询调研，提出论证意见，为有关部门审批和登记注册提供依据”。可事实上，企业的审批调研根本不需要经过商会的意见。
缺乏权威性
杨须迈所在的眼镜商会曾组织企业应对了包括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起反倾销案在内的多起反倾销案，现在正组织会员应对巴西的眼镜反倾销案。
让他烦恼的是，虽然打官司政府能够补贴50％的经费，但是另外的费用还得商会筹集，13位会长第一期已经捐献了20来万元，目前仍有80多万元的缺口，而商会已经很难发动会员企业捐款了。
杨须迈表示，和最初遇到反倾销案时会员企业团结一心、踊跃捐款的热情相比，现在很多会员企业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没有权威性，商会哪里来的号召力。”
上述调查显示，在商会遇到的诸多困难中，“对会员企业影响力不够”的占52．6％，排在第一位，“资金困难”的占44．7％，排第三位。
纺织品商会正面临着和官方协会争夺会员的尴尬局面。原来在市场上，还有一个个体私营协会，该协会有编制、有级别、有经费，连会长都是工商局长兼任。按照规定，凡是经营户必须遵循“办照即入会”、“验照即收费”的原则，于是同一个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社团组织。
“肯定民间的处于劣势啊。”戴其安告诉记者，两个社团组织开展的活动往往重复，比如扶贫、救灾、评优等，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精力和财力负担，也相对削弱了商会的吸引力。
从民营经济中孕育诞生的温州民间商会，却难以获得同行业企业的广泛支持，因为面对众多行业管理的工作，他们尚无法进入，也就自然无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截至2006年6月底，温州行业商会入会率在10％以下的占10．3％，10％－30％的占31．6％，30％－50％的占21．1％，50％－90％的占18．3％，90％以上的仅为13．2％。
“商会长期维持‘有你不多，缺你也不少’的尴尬地位，就会变成一个松散型的联谊会。”戴其安不无担心。
内部的利益纠葛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不仅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温州商会内部同样困难重重。
由于自治性、自发性的特点，民间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充分的利益色彩。商会起步之初，会员企业对于共同利益的追求促使商会迅速成长壮大，然而一旦商会发展到某种阶段，内部利益的纠葛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记者在当地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3年前，某商会决定在温州下面的一个县进行征地，兴建特色产业园区，以后将会员企业的工厂全部搬入。其实这是该商会做的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单个会员企业出面，征地工作将十分困难，但是由商会出面，其背后是80多家企业，实力雄厚，因此很快就和县政府达成了协议。按照规划，一年能够增加产值100个亿，实现税收5个亿。
协议达成没多久，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最后原定的产业园区面积缩水，只能解决1／5至1／6企业的用地问题。面对有限的土地，最后只有会长和一些较大的企业才能得到，其他多数会员自然被排除在外，引起了会员的不满，而商会的会长也只能因此放弃会长岗位。
“温州商会面临的一个内部问题是：面对利益究竟如何分配？由谁进行监管？”温州市工商联秘书长赵文冕对记者表示。
而在缺乏相关制约法律的情况下，会长的领导才能在行业商会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完善商会治理制度，防止商会被少数人把持，成为个人追逐利益的工具。”赵说。
调查还表明，在行业商会面临的困难当中，认为“领导班子不团结”的占10．5％。
作为商会的理事会领导班子，通常情况下既要出力又要出钱，还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企业。显然，这种热心奉献的领导成员是极难寻找的。据戴其安介绍，纺织品商会第一届会长、副会长有6个人，到现在就只有现任会长1个人。
在利益面前，很多问题都变得复杂起来。据了解，在温州市不大的地盘上，现在有4家眼镜商会，温州市眼镜商会、浙江省眼镜商会以及鹿城区、瓯海区眼镜商会，重复入会，会长、副会长重叠的问题突出。
最后四家行业商会只好采取共同开年会，一次性收取会费，开支节余四家均分的方式，“2005年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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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2 17:47:53